编者按：“俄罗斯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藏品（1894—1980）特展”将于2015年3月6日—5月8日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启幕。这是一场盛大的贺岁展，给新春的杭城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下文是全山石教授就此次展览书写的前言。

撰文 全山石

俄罗斯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是一个闻名于世的以集中收藏俄罗斯艺术家作品为宗旨的美术馆。座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于19世纪下半叶。奠基人是当时经营纺织业的企业家帕·特列恰科夫（1832—1898）。

帕·特列恰科夫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美术爱好者，当他有了一定财力后萌发了对艺术品的收藏。他着重收藏同时代俄罗斯画家的作品，并立志建立一个美术馆展示这些作品，让大众受益。他曾说：“我希望留给后人一座民族画廊……对我一个由衷而热切地喜爱油画的人说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愿望了。我要致力于创建一座为社会所公有的美术馆，收藏大众易懂的美术精品，使大多数人受益，并从中得到乐趣。”特列恰科夫对自己28岁时的誓言，终生笃行不倦。去世前，他把收藏的全部作品捐献给莫斯科市，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不但保留这个以特列恰科夫个人名字命名的画廊，并且以巨大的财力予以支持。列宁还亲自签署命令，将其他私人收藏的俄罗斯画家作品归并到特列恰科夫画廊成为国家画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它已成为世上收藏俄罗斯画家作品最丰富、最具权威性的美术馆。

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拥有8万多件俄罗斯画家的藏品。这次来华巡回展作品集中在俄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俄罗斯油画发展最繁荣多变时期，是从1894年到苏联瓦解前夕的1980年这一跨世纪、跨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画家中挑选出的56件作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罗斯美术界随着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变化。“巡回画派”逐渐丧失以往的活力，艺术界对以往主要重视艺术的社会性而忽略对艺术自身语言的追求进行反思。此时，欧洲现代艺术逐渐影响俄罗斯美术界。新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使许多年轻画家对欧洲的新艺术感兴趣，并开始转向欧洲现代派艺术的行列。19世纪90年代初，一群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青年人组织了一个“艺术世界”的文艺团体，以新的美学观念教育和组织青年人。他们是个跨世纪、跨时代的具有强烈的革新和探索精神的艺术团体。他们既反对学院派的因循守旧和虚伪的创作，也对“巡回画派”后期的局限性不满。他们善于团结许多有社会影响力的画家，如：列宾、富鲁贝尔、赛洛夫、科罗温、阿尔希波夫、涅斯采洛夫等参加“艺术世界”的展览。

“艺术世界”的活动涉猎范围很广，对戏剧艺术、文艺理论、音乐、诗歌、绘画等各艺术领域都产生影响，使俄罗斯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峰。评论家认为这是俄罗斯艺术发展的“银色时代”。

本次展示的作品就是以“艺术世界”的同盟者马利亚温的早期作品《读书》开始。马里亚温是一个基础扎实，很有修养的画家，善于处理光色关系，他那宽大随意的笔触、装饰的风格和抽象的形式、那种富有激情的表现力，显然得到当时同仁们的支持和赞赏，也得到许多青年人的追随。尤其是菲钦，对马里亚温更是钦佩不已。这次展览中，“艺术世界”社团中主要成员索莫夫、库斯朵其耶夫、涅斯采洛夫、列赫特、谢列勃良科娃等画家的作品都有展示。他们除形式风格多样外，更着重艺术本体的探索。

费·安·马利亚温（Fyodor Malyavin，1869—1940），《读书》，1895年作

“艺术世界”也是俄罗斯前卫艺术的起步。当时，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则靠近西方现代主义。于是，接着产生具有先锋色彩的“蓝玫瑰”、“红方块王子”等艺术社团。“蓝玫瑰”中的萨里扬注重理想美的追求和作品中象征主义色彩；“红方块王子”艺术社团中的彼得罗夫—沃德金、康恰洛夫斯基等画家，他们受法国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派的影响，注重物质的质感和色彩的浓重以及几何形态的立体感，同时他们又注重汲取民间装饰艺术和传统，创作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俄罗斯先锋派中具有世界影响的则是“抽象主义”的康定斯基，“至上主义”的马列维奇以及“未来主义”的塔特林等等。遗憾的是在这次展览商洽过程中，虽经我们多次要求，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却未能提供他们的作品。在展览中只有1910—1930年间俄罗斯先锋派的阿尔特曼的《德加肖像》、“蓝玫瑰”画家萨里扬的《山地》、“红方块王子”贡恰洛夫斯基的《小提琴手》等，以此略窥俄罗斯先锋派之一斑。

纳·依·阿尔特曼（Natan Altman，1889—1970），《德加的肖像》，1927年作

马·谢·萨里扬（Martiros Sarian，1880—1972）,《山地》，1923年作

十月革命的胜利迎来了前卫艺术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新政权“推翻旧的，建立新的”的口号，使前卫艺术家感到鼓舞，理想变成现实。苏维埃的领导人也把前卫艺术家充实到文艺界的领导层。革命初期是前卫艺术在文艺领域里独当一面的时期，即“英雄的共产主义时期”。但俄罗斯的前卫艺术与法国前卫艺术不同，俄国的前卫艺术更具有精神性和思辨的特点，他们关注的是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现代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他们的作品也更具有浪漫性和乌托邦色彩。

十月革命时期艺术流派纷呈，各自提出自己的艺术口号，在众多的艺术群体中，有二个组织影响最大。一是“俄罗斯左翼美术家联盟”；另一个是“俄罗斯美术家联盟”（1928年改为革命美术家联盟）。前者是由反传统的各种艺术流派组成，包括新原始派、立体派、未来派、构成派等等，代表成员有康定斯基、马列维奇、夏加尔、波波娃、塔特林等等。他们在政治上同情并且参加十月革命。由于他们对革命的拥护和热情，获得了政府领导的信任，取得了美术界的领导权，并与作家中的“左翼”派一起掌握了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而“俄罗斯美术家联盟”以阿尔希波夫、库斯朵其耶夫、卡萨特金、涅斯采洛夫、尤恩等画家为核心，继承俄罗斯写实传统，他们的口号是“艺术面向群众，反映现实生活”。

俄国革命的新政权在它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以后，要求一种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并确立普及艺术的目标，可是受重用的前卫艺术观念和作品显然与此相悖。同时，群众对前卫艺术难以理解和不予接受。因此，政府无法延续支持前卫艺术，逐渐解除前卫艺术家在美术界的领导。鲁迅先生曾对这段时期的美术作过这样的阐述：“十月革命是左派（立体派和未来主义）全盛时代，因为在破坏旧制度——革命这一点上和社会主义者是相同的，但问所向的目的，这两派都并无答案。尤其致命的虽属新奇，而为民众所不解。所以，当破坏之后渐入建设，要求有益于劳农大众的平民易解的美术时，这两派就不得不被排除了。其所需要的是写实一派。于是右派遂起而占了暂时的胜利。”这就是苏联革命初期这个不算短的文艺界复杂时期，而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1932年苏共17大作出“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改变当时的文艺界状况，成立统一的美术家协会。从此结束了美术界各种流派多元并存的局面。接着，1934年高尔基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口号中把“社会主义”的政治概念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概念相混搭，历史地看，这个提法是不够科学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艺术家们还是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创作，肯定现实，面向生活，反映在作品中是以歌颂正面人物和社会新气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貌。由于当时苏联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随之文艺创作也比较繁荣，出现不少优秀作品。在这次画展的作品中，如：阿·格拉西莫夫的《雨后》，谢·格拉西莫夫《集体农庄市场》，莫拉沃夫《乡村户籍登记处》，康恰洛夫斯基、马什科夫的静物和肖像以及富有生活气息的普拉斯托夫两幅油画，都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

亚·米·格拉西莫夫(Alexander Gerasimov，1881-1963），《雨后》，1935年作

谢·弗·格拉西莫夫(Gerasimov，1885—1964)，《集体农庄市场》，1940年作

A·I·莫拉伏夫（Alexander Moravov），《乡村户籍登记处》，1928年作

1939—1945年是苏联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法西斯的侵入使许多艺术家放下画笔奔赴前线抗击法西斯的侵略。待到战争结束以后，文艺界情绪高涨，可是却被当时极左文艺政策所扼杀。当时的文艺政策是：全盘否定西方文艺，肃清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于是，许多艺术家受到批判，文艺界出现僵化教条主义和矫饰风。但是，由于卫国战争和战后建设生活的激荡，使艺术家自觉地在作品中注入对祖国、乡土和人民的热爱，依然产生了一些感人至深的作品。如《前方来信》、《战后休息》、《粮食》、《和平的原野上》以及这次展览中杰伊涅卡的《莫斯科郊区》，科林的《库克雷尼克塞肖像》，马克西莫夫《拖拉机手萨沙》，雅勃隆斯卡娅《早晨》等等。

亚·亚·杰伊涅卡（Alexander Deineka，1899—1969），《莫斯科郊区·1941年十一月》，1941年作

康·马克西莫夫（Konstantin Maksimov，1913-1993），《拖拉机手萨沙》，1954年作

塔·雅勃隆斯卡娅(Tatiana Yablonskaya，1917—2005)，《早晨》，1954年作

5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文艺政策得到了整顿，批判了文艺界的极“左”路线和前阶段流行的矫饰风和个人颂拜风。苏联美术界有了新的转折。艺术家也开始接触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印象派以及其他传统艺术进行再认识，重新思考艺术中如何表现人的价值和个性，探讨艺术的功能。美术创作中开始打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格局。画家们回复到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这种现象，他们称为“文艺的回归”。特别是6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对现实主义风格的多种理解和探索。涌现出：“严格的现实主义”、“亲切的现实主义”、“有表现力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等流派。其中“严肃风格”、“装饰风格”、“古典风格”影响最大。苏联理论家把这段时期的美术归纳为“艺术思维形式”，即“真实再现形式”、“联想形式”、“真实—联想形式”三种。其中所谓“联想形式”的艺术思维，就是循着完整、详尽的寓意联系方法，主要用暗示、对比、比拟、借喻等方式进行“思维”。例如“严肃风格”其特点是追求艺术形象的悲剧性，描绘生活中困难和艰苦一面，作品往往具有寓意性和哲理思考的特点，强调联想，而不推崇真实的再现，追求更广阔的联想天地。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如：莫伊谢延科、科尔热夫、波普科夫等。在这次展览中有他们代表性作品。莫伊谢延科《通讯兵》、《姐妹们》、《五月九日》，科尔热夫《画家》，梅尔尼科夫《西班牙三联画之一——马德里的一场斗牛》，波普科夫《父亲的军大衣》等等。

叶·叶·莫伊谢延科（Evsey Moiseenko，1916—1989），《通讯兵》，1967年作

叶·叶·莫伊谢延科（Evsey Moiseenko，1916—1989），《母亲们.姐妹们》，1967年作

叶·叶·莫伊谢延科（Evsey Moiseenko，1916—1989），《5月9日》，1973—1975年作

安·安·梅尔尼科夫(Andrey Melnikov，1919—2012)，《西班牙三联画之一——马德里的一场斗牛》，1979年作

维·叶·波普科夫（Victor Popkov，1932—1975），《父亲的军大衣》，1970—1972年作

莫伊谢延科的作品《通讯兵》就是一幅从真实再现的表现方法转向内在的，从观众的联想中去求取艺术效果的表现方法。作品表现在夜幕笼罩中，二个年轻的通讯兵，骑着战马飞驰而过，战马似乎冲出画面，快捷的旋律、疾飞的光线、战士警觉勇敢的气概，唤起人们对整个国内战争年代和那段历史所怀有激昂、热烈的情感。《五月九日》则是用哲理性语言同观众对话。这是一个战胜法西斯纪念日，作者借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展现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用哲理性的油画语言展示给观众，含蓄的、也是犀利的力量引起人们的联想与思考。波普科夫的《父亲的军大衣》这幅作品中的“军大衣”是在卫国战争中献身的父辈精神的象征，穿军大衣者为画家的自画像，背景中有三个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似乎是他母亲一生中几个阶段的形象。画家以写实和象征手法交替，情感深沉，令人深思。有的老画家如雅勃隆斯卡娅采用“回归派”的手法，以古典风格创作了《傍晚·古老的佛罗伦萨》。观众通过画面上所描写的画家背影，直接看到的是哥特式教堂，两扇半开的玻璃窗反映出古城特有的宁静和典雅，画家采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细腻的艺术手法表现，使人物与周围大自然和谐一致。女画家这个时期的摸索既与50年代塑造农庄女庄员的《粮食》不同，也与一些60年代初“装饰风格”的《纸花》风格相距甚远，女画家雅勃隆斯卡娅也能代表这一时期许多艺术家，他们孜孜不倦的摸索精神令人敬佩。

塔·雅勃隆斯卡娅(Tatiana Yablonskaya，1917—2005)，《傍晚·古老的佛罗伦萨》，1973年作

这次来华巡展的俄罗斯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藏品中，集中在1894—1980年间的作品，这是俄罗斯油画发展的多变时期，也是不断繁荣时期，许多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是中国观众所熟知的，俄罗斯的油画变迁和发展值得中国美术家借鉴和思索，相信对发展中的中国油画也会有所启迪。

编辑 祖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