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山时期

菲钦在美术学校任教期间，曾担任工作室的主持人、教务长及美术委员会主席等职。在每个位置上，他都尽职尽责。在教学中他主张直观、示范教学法，重视造型基础的训练，重视写生，注重对学生创作才能的培养。在教学中他喜欢和学生们一起作画，在教室里一起画模特儿，他往往选择复杂的视角、不寻常的透视作为对自己的挑战。在他看来，教师在课堂上作写生示范，是教师在教学上观念和要求最好最具体的阐明，这种直观的形象教学方法对初学绘画的学生来说，更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他的学生还能充满感情地回忆起菲钦独特的作画方法：往往在晚上将锌白挤到吸油的纸上，这样能在第二天可以用更稠的颜色作画，有利于塑造，也有利于油画颜料本身质感的体现。在调色板上他喜爱用尽可能少的颜色品种，他说过：“颜色的种类越少，头脑中能运用的智慧养料就越多。”

菲钦在喀山美术学校任教期间在自己画室中作画，1909年

菲钦作画时充满激情，动作迅速，主张大处着眼，把画画看作一个整体来主宰，而不是拘泥于一个局部凑合成一个画面。因此他认为如果只从局部入手会使整幅画面缺乏一种“气”和“神”的联结。也正由于此，菲钦的作品不局促、不生硬、非常大气，而且总是浑然天成、神完气足。

课余时间，他和学生们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热情友好的朋友，在他的工作室里常常举行非正式的集会，谈论艺术和艺术家，讨论传统和现代等艺术上的问题。他在1919年制定的教学大纲中写道：“……应该让他们（学生）不受任何干扰地坚定和表面自己个人的信仰。绘画没有教科书，初学者应该自己从大自然中获取绘画形式，因为向学生提供现成的答案或形式，只意味着扼制其思维的自然发展……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积累保证其未来创作的绘画技巧。”他强调在所有的教学阶段都必须进行全面的创作构图教学，工作室中学生要以自学为主。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对学生作品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意见，学生十分钦佩他、尊敬他，他在年轻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菲钦的教学思想实际上就是他的艺术思想的延续，艺术上的高度决定了他美术教育事业中的贡献。

菲钦在喀山美术学校教室中，1910年

在喀山美术学校任教的同时，随着菲钦年龄的增加，思想的成熟，艺术表现手法更加出色，在创作上又进入了新的高潮期。他画了大量出色的肖像作品，如《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士》（1912）、《瓦里娅•阿多拉茨卡娅肖像》（1914）、《萨波日尼科娃肖像》（1916）、《画家的母亲——帕•勃•菲钦肖像》（1916）、《女儿肖像》（1917）、《塔•阿•波波娃肖像》（1917）、《我的父亲》（1918）等等。这些肖像都是他周围熟悉的亲友，具有刻画细腻、情感丰富的特点，其处理手法往往是模特儿与周围环境、静物组合在一起，富有生活气息。

《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士》，1912年，油画，114.3 x 88.9cm，美国圣地亚哥美术馆藏

菲钦为萨波日尼科娃创作了多幅肖像画，萨波日尼科娃曾是菲钦在喀山美术学校执教时的学生。她是一个聪慧、有教养、有才华的女性，比菲钦年长，曾帮助菲钦学过外语。萨波日尼科娃家庭富裕，经常接济生活贫困的画家，也常以高价收购菲钦为她家人画的肖像。菲钦也喜欢在她的工作室里作画，悬挂着大吊灯，宽敞明亮，安静舒适，能让他进入最佳的创作状态。菲钦在画萨波日尼科娃时，常把作画对象放在开阔的空间里，把她活跃、坚强、精力充沛和带有某些男人气的女性特征充分表现出来，画中人物仿佛呼之欲出，而且整幅画面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非常有质感。

《萨波日尼科瓦夫人》，1908年，布面油画，144.5 x 93.9cm，

美国，圣地亚哥美术馆藏

《瓦里娅•阿多拉茨卡娅肖像》这幅肖像的形象也具有那种外表严肃、内心温柔的特点。当看到这幅儿童肖像时，不禁使人们想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绘画中的优秀儿童肖像：列宾的《蜻蜓》、《娜嘉》，赛罗夫的《米卡•莫罗佐夫》、《孩子们》，谢列勃良科娃的《早餐》等。菲钦这幅儿童肖像也毫不逊色，画面中小女孩褐色的眼睛沉思、专注而又清澈，画家出色地刻画了小女孩独特的柔姿，而且具有一种成长中的勃勃生机。披散在背后的金褐色发辫，衬托出白色细亚麻的衣裙，小姑娘坐在白色的桌布上，周围几乎是一幅精美的静物画，把所画的肖像放在这样一个宽敞复杂的空间，确是别有一番情趣。

《瓦里娅•阿多拉茨卡娅》，1910年，布面油画，55 x 60cm

菲钦在肖像画作品中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表现手法。例如《我的父亲》，就以惊人的洞察力再现了老人的庄严和智慧。这里不再需要表现复杂的背景和静物，而只要着重刻画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和手就足够了，好像老人一生的岁月和沧桑都浓缩在了这里。画面采用了沉着的赭褐色调子，奔放却不失立体感的笔触，向人们展现了老人那双“智慧”的眼睛和勤劳的双手，简练而有神，凝重而有力，把老人描绘的栩栩如生、耐人寻味。

《我的父亲》，1918年，布面油画，162 x 96cm  

在创作肖像作品的同时，菲钦继续关注着俄罗斯民族风情题材，画有《冲洗》（1911—1914）、《屠宰场》（1920）等作品，因为都是坚实的生活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所以在这些画面中，几乎都能感受到俄罗斯这一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所传达出来的浓郁气息。

从1910年开始，菲钦几乎每年都接受参加国际展览的邀请，包括在美国匹兹堡卡内奇学院的那些展览。第一次在美国展出时他送去了《萨波日尼科娃夫人》（现藏于圣地亚哥博物馆），还有《我的父亲》（现藏于喀山造型艺术博物馆）。美国《艺术杂志》评论员马塞尔•罗格隆（Marcell Rougeron）在1910年6月18日写道：“在所有的展品中，菲钦的《萨波日尼科娃夫人》肖像是最新颖的，非常吸引人……由于它的独特性成为最吸引人的作品之一。”纽约《晚邮报》的文章说：“菲钦具有准确的观察力和引人注意的情感力量，是典型的真正俄罗斯人的特征。他完全不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丝毫没有显示出圣•彼得堡美术学院的别努阿、索莫夫等人巧辩的影响的痕迹。他的作品中没有玛利亚温那样色彩鲜明，但是更为有力……菲钦的艺术中充满了那么深沉、富有含义的真诚和无可非议的技法，要对它们进行分析可不容易。”

在卡内奇学院参展的画家中包括马奈、拉杜谢、西斯莱、毕沙罗、科特、西蒙和伊斯特等。匹兹堡的一位收藏家斯蒂梅尔（W•S•Stimmel）参观了展览，并买下了《萨波日尼科娃夫人》肖像。1913年有购买了《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士》，并写信给菲钦邀请其来到美国。在3年内，斯蒂梅尔和他的同伴杰克•亨特（Jack•R•Hunter）一共买下了18幅菲钦的作品。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交通中断，交易也由此告一段落。

在此期间，喀山美术学校校长贝尔科维奇有个13岁的女儿，她叫阿列亨德拉，长得非常漂亮，聪明伶俐。她主动帮助菲钦处理国内外寄来的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列亨德拉慢慢长大了，越来越美丽，在共同的交往中，年轻的灵魂碰撞在一起，产生了美妙的爱情火花。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顺理成章地又成了恋人。阿列亨德拉和有才情的菲钦简直是珠联璧合，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1913年菲钦和阿列亨德拉结婚，翌年便生下了他们可爱的女儿伊雅。渐渐成长起来的孩子使菲钦感到家庭的温馨，自己的生活似乎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暖流。孩子天使般的笑靥，妻子身上那种母性的圣洁，都成为菲钦新鲜的创作活力。女儿成为菲钦经常描绘的对象，母与子为主题的佳作在1914年以后也能常常见到。生活的稳定和幸福，爱情与家庭的滋养……各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菲钦艺术上真正的成熟，这一时期是菲钦创作的旺盛期，先后画了许多优秀作品。由于他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1916年被选为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这也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菲钦还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苏维埃创作时期”。1905年—1907年的俄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使菲钦激动不已，他参加了大学生罢课和革命集会，为工人战斗队筹集购买武器的钱款。热血、激情是革命的酵母，同时也是艺术创作的催化剂，他将亲眼目睹镇压革命的场景概括在自己的作品中，如《忘我的牺牲》，由于题材“革命”被展览会撤下。但菲钦并不因此而气馁，还是一直坚持为革命的《地狱邮报》、《树精》等杂志撰稿。1906年在《树精》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他的版画《在警卫先生面前》，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十月革命后他又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的现实题材创作，1918年画了《马克思》、《列宁肖像》、《卢那察尔斯基》等革命领袖和思想家的肖像，同时又创作了《饥饿》、《高尔察克在后方的起义》、《铁匠铺》等反映革命时期现实题材的作品。菲钦还从事戏剧活动，设计舞台美术和参加民间戏剧的编排。所有这些努力既是希望自己的才艺得到全方位的展示，也是为了试图融入发生巨大变化新的文艺环境之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良好愿望并未得到完全实现，其创作和教学也未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的机遇。更严重的是，他感觉到了艺术在革命面前正在逐渐丧失独立性。他自己内心的艺术世界慢慢失去容身之地，“自我”的完整性难以保持，这使他陷入十分苦恼的境地。

《列宁肖像》，1918年，布面油画，123 x 142cm

“……我深深感到我正在很快地丧失我的创作活力。所有的艺术都被用于宣传。通常的艺术作品发展速度不可能达到了，认真地作画时难以想象的了，什么都是草率地完成，所有委托制作的画件都是用很差的材料，当然，绘画很快退步了。工作失去了符合逻辑的意义，人趋于陷入不能忍受的抑郁之中。”

其时，不仅内战不断，还发生了世界大战。食品、燃料、医药、交通运输都发生了困难。在那些年里，先是菲钦的父亲死于伤寒，几个月后母亲也去世。妻子和女儿搬到比较安全的瓦西里耶夫小镇上，那里离喀山大约有20英里，菲钦需要经常来回奔跑。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不久菲钦得了肺炎，后来又转成肺结核，病得很重。战争、丧亲、疾病……开始出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生活的压力和精神抑郁使他产生了离开喀山的念头。1912年10月18日，他在给自己的老同学布罗茨基的信中写道：“……革命前我在这里还可以将就，但现在，在失去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之后，我已无法忍受……离开喀山已基本上定了下来，我很想知道是否所有人都已将我遗忘，我能否得到老朋友们哪怕是最初的支持……我费了不少周折才和国外取得了联系，那里仍在邀请我前往，我本人也希望有可能就动身。”

菲钦在喀山时的妻子和女儿

菲钦在喀山寓所

基于这些因素，作为艺术家的菲钦希望有一个改变，甚至也急于求变。1923年，菲钦决定接受纽约艺术学院任教的聘任，通过美国匹兹堡的艺术赞助人W•S•斯蒂梅尔、杰克•亨特，在喀山的美国救济所地区监督D•W•华伦以及外事住房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波特、劳工秘书杰姆士•戴维斯等人的帮助，从拉脱维亚的里加转道英国伦敦，再到美国。虽然菲钦隐隐感觉到，这一去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回来了，但他还是表示几年后健康恢复了，将再回到喀山。而事实上，世事多变，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这块养育他的土地上，而他的晚年也一直在对这块土地魂牵梦萦中度过。

侨居时期

尼古拉•菲钦一家抱着对美国良好的愿望和理想，经过3个月艰难路途的旅程，终于在1923年8月1日到达了美国纽约。W•S•斯蒂梅尔派一个叫高尔松（A•H•Gorson）的俄罗斯画家到码头迎接，暂时将菲钦安排在曼哈顿附近的一家饭店里，一切都似乎那么顺利，饭店里的条件也相当好，安逸的生活使菲钦全家误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是这样生活。但几天后高尔松就把他们安顿在布朗克斯一套简易的公寓中，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和两张小床，这和他们在俄罗斯喀山时住的那种宽敞舒适的房子是无法相比的，也不想曼哈顿旅馆里干净、明亮的客房那样宁静、安逸，可是他们觉得既然来到了异乡他国，也只能客随主便了。

1923年，菲钦一家刚到美国时与高斯夫妇合影

生活上的问题只让菲钦有暂时的不适，一旦安顿下来，他的注意力便迅速调整到了创作上。异国情调给菲钦带来创作上的刺激和冲动，他开始画美国朋友和赞助人等，包括《画家A•H•高尔松》、《斯蒂梅尔夫妇肖像》、《伊雅和罗马甜瓜》、《母亲和女儿》、《威拉•卡瑟》、《丽莲•古希罗摩拉》、《雕版师魏斯》、《伊•哈塔耶娃》、《阿•米凯希娜》等一批作品，阿列亨德拉则忙于筹划在纽约的米尔希画廊、大中央画廊和波斯顿的伏斯画廊展出菲钦的作品。

《母亲和女儿》（菲钦的妻子和女儿），1922年，布面油画，69.2 x 61.6cm

1924年12月18日，由25幅画组成的菲钦个展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展出。菲钦还参加了在勃鲁克耐博物馆举办的“当代俄罗斯艺术展”，参展画家有耶克夫列夫、格里哥列耶夫、《艺术世界》成员巴克斯特、苏德依庚以及康定斯基等人。菲钦送展的18幅作品中包括曾获国际奖的《萨波日尼科娃夫人》和《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士》，这两幅最具代表性，也是在美国早被人知的出色的肖像画。纽约的确是文化上相对宽容、多元的城市。它很快就接纳了菲钦。菲钦也以自己非凡的才华迅速征服了纽约。菲钦一系列的参展活动轰动了美国画界，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好评，作品畅销，订货单纷纷而来，画家开始应接不暇。菲钦还以《雕版师魏斯》一画赢得了国家设计院的托马斯•普罗克特奖，同时获得纽约艺术学院的画像一等奖。

约1925年，菲钦在美国工作室内作画

在作画的同时，他还在纽约艺术学院任教。菲钦虽是一个教学经验十分丰富的教师，可是到了美国不仅语言上有障碍，而且面对一批不同于他在喀山训练出来的那些基础扎实、脚踏实地的学生的美国青年，使他感到无所适从。虽然艺术的语言是共通的，但是对于这些迥异于自己家乡的青年学生，菲钦有自己的看法。菲钦认为“他们只满足于最为表面的效果。他们要求我拿起画笔修改他们的作品，然后他们把画带走，永远不再碰它，而且在画面上签上了他们自己的名字。”

尽管有这样小小的不如意，但在纽约生活了3年后，各方面条件逐渐得到了改善，甚至可以说很优越了。菲钦一家住在纽约中央公园西67街的公寓里，有宽敞舒适的住房和画室，经济上也比较宽裕。可是菲钦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这也是上天的一种不公平吧，慷慨地给了菲钦异于常人的天赋和灵气，却吝啬地再也不肯多给他健康。菲钦从小身体就不好，4岁那年，他得过脑膜炎，昏迷了整整两个星期，居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12岁那年他的父母离异后，生活上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理，从此身体不能过于劳累。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生活不稳定，压力又大，菲钦曾得过肺炎和肺结核，到了美国以后旧病复发。为此医生建议找一个气候干燥、温差较小的环境居住，对他的身体康复更有利。菲钦在医生的劝导下不得不离开纽约。一家人选择了几处地方，最后决定去墨西哥州附近的托奥斯（Taos）这是一个偏僻的高原小镇。1926年的托奥斯是个寂静的只拥有650户居民的小山庄，主要居住着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后裔。人们住在土砖砌成的房屋里，妇女们穿着层层的厚衣和鹿皮靴。驴车、马车穿梭在狭窄的布满尘土的街道上。这里看起来比俄罗斯喀山的农村还要落后，更不是他们在曼哈顿所见的美国了。对菲钦一家来说，当然是处于无奈，只是由于恶劣的健康状况，确实需要一个干燥和空气纯洁以及社交较少的清净环境。

事实上，住下来以后，菲钦很快就发现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儿相对于纽约的喧嚣，如同世外桃源。这个小山村阳光灿烂，山峦崎岖，参天的轻松、潺潺的流水，点缀着悠闲的牛群和简陋的土屋，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对一个病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恢复健康和陶冶心情的好地方。菲钦慢慢习惯于这里的环境，也逐渐熟悉和欣赏那里印第安人质朴的品格和真诚的天性。这些对于有些浮躁的心灵和多病的身体来说，都如同一剂最好的良药。于是菲钦又重提画笔，开始描绘那里的风光和印第安人。

1928年，菲钦与妻子阿列亨德拉在托奥斯

印第安人肤色浓重，服饰鲜艳而富有装饰性。如何表现印第安人对菲钦来说还是个新课题。在以往他的作品中，无论是俄罗斯的风俗画还是各类肖像画，菲钦多习惯采取降低光影的明暗调子，减弱色彩的鲜明度，把鲜艳的色彩作低调处理，在相近的色阶中寻找差异和变化，这样可以使画面的色彩既统一和谐，又丰富含蓄。

可是面对色彩强烈的印第安人，在表现手法上则需要进行调整。这种碰撞如同打开了缺口，灵感汹涌而至，表现手法的调整产生了新的艺术效果。他开始采用浓郁强烈的色彩和宽大奔放的笔触来处理画面。菲钦一鼓作气创作了《印第安舞蹈着》、《坐着的印第安少女》、《跳玉米舞蹈者》以及《卡米利玛》等作品。这些作品在色彩的处理上与以往有所不同，也是刚刚调整画风的缘故，对色彩的运用显得有点过于简单和艳丽，又是甚至不甚协调。既不像他在纽约时期作品的色彩效果，也不如玛利亚温那样色彩既明亮又沉着。不过他有时还是采用以往的习惯画法，譬如《托奥斯医生伯德博士》、《外乡人》等，一看就是菲钦的笔触和色彩。至于画家所使用的调色板排列还是和以往一样：锌白、铬黄、土黄、土红、铁棕深褐、茜素玫瑰红、绿、矿物紫、群青、象牙黑。他当时习惯用不脱脂的猪鬃毛制成的油画笔，因为采用这种笔毛粗、弹性好的画笔容易产生特殊的笔触和肌理效果。

《印第安女孩》，20世纪20年代末，布面油画，51.1 x 40.6cm

作为一个出色的肖像画家，采用哪种表现手法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能否以敏锐的感觉迅速抓住对象变化着的神态和形象特征，以及在人物肖像中表现出强烈的精神气质。菲钦吸取和继承了俄罗斯肖像画的传统，虽然他远离家乡，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但菲钦与俄罗斯文化的联系远胜过其他文化艺术对他的影响。苏联著名美术史论家阿尔巴托夫曾评价过菲钦：“法国人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主宰他们的画面，而俄罗斯艺术家则听信自己的想象和情感左右画面。俄罗斯的人本主义将对世界和对别人的回应看作一个人品性的试金石，不仅看重一个人内在的财富，也看重它们的协调性；不仅看重一个人驾驭自然的能力，也看中其内在的自由和独立性。也许苏格拉底会承认他教诲的成果是在俄罗斯的人本主义中，而不是在西方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中。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中希腊的根基是可以看出来的。”

菲钦常说：“首先，是一个人。”“画的是这个人。”这些艺术理念也充分体现出菲钦的人本主义和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传统。而这些思想和传统是艺术生命力得以延续和永恒的坚实基础。

1933年，菲钦在托奥斯画室

托奥斯虽是一个偏僻的山村，但当时那里有一个美国的贵夫人住在那里，她叫梅布尔，热爱艺术，她有一所30个房间的宅邸，常常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作家、诗人作为客人到托奥斯小住。菲钦一开始就是通过朋友杰克•亨特接受了梅布尔的邀请，才来到托奥斯的。菲钦一家初到托奥斯时，也住在梅布尔的馆舍里。但几个月后，菲钦的太太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觉得不自在起来。菲钦的女儿伊雅后来回忆道：“1927年夏末，妈妈和梅布尔大吵一场，坚持立即搬家，她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地方，其实就在梅布尔宅邸的后面，与她毗邻。于是从伯格曼太太手里买下了一幢方方正正的二层楼和一间画室，还有一个杂物间。”菲钦也准备长期留在美国，成为美国的公民，所以接受了这一变动，开始改造旧房。年轻时就善于木雕，在着手改造旧房时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花了许多时间亲手改建，把旋梯中柱、栏杆扶手、屋檐及家具都精心雕刻，当做自己的艺术作品一样精心制作。木雕的风格上掺杂着西班牙、俄罗斯，甚至还有中国式的东方风格，因为菲钦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改建一直到1933年才完成，画室经过改建和扩充，菲钦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宽敞、明亮的画室了。可是好景不长，就在菲钦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爱好与创作时，他的婚姻状况亮起了红灯。可能是对年深日久的婚姻生活感到了厌烦，也可能是菲钦太专注于创作而对妻子忽视得太多，阿列亨德拉和伊雅的家庭教师­——年轻的诗人斯伯德•约翰松相好了。阿列亨德拉提出了离婚，这件事情对菲钦来说，太出乎意料了，打击也很大。菲钦非常伤心，但一切都很难挽回，在托奥斯这个地方呆不下去了，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女儿伊雅，孤独地重返纽约。

离开纽约虽然没有几个年头，可纽约的变化已经使菲钦对一切感到那么陌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简陋的画室，举办一场个人画展，可是没有卖出任何作品，纽约似乎已经把他遗忘。沮丧、烦恼的情绪使他几次想回托奥斯，可是与妻子和解也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想回俄罗斯又担忧自己的健康状况。菲钦处于极度的迷茫之中，好像生活中处处都是岔路口。正在犹豫不决、徘徊之际，事情有了转机，洛杉矶画商斯坦达尔邀请菲钦去他那里，菲钦决定不妨一试。

1935年，洛杉矶画廊老板斯坦达尔（右）和飞行员将菲钦的作品运往洛杉矶参加展览

到洛杉矶后，他一开始在斯坦达尔办的业余学校里教书，班级里有80多个学生，多数是从电影基地来学舞台美术的，专业能力很差。但菲钦为了生活，只好耐心地对待这些与他教学水平极不相称的学生。好在不久，斯坦达尔为菲钦举办了个展，这次画展办得十分成功，画也卖得很好。由此菲钦摆脱了刚到洛杉矶的陌生与窘迫。生活开始好转，还在好莱坞的山边买下了豪宅。但后来由于女儿结婚，离开了加州，菲钦就把那座豪宅卖了，搬到圣•莫尼卡附近斯蒂克露的一间工作室居住。

1936年，菲钦在他的学生墨西哥人卡洛斯•梅尔的鼓动下，计划去墨西哥写生，于是约了4个学生同行。他们先到了墨西哥城，随后深入到小村庄和各个历史胜地。菲钦对墨西哥简朴、原始、单纯的文化以及印第安部落的服饰和风俗十分感兴趣，他画了不少速写，拍摄了许多天真无邪的孩童，也有饱经沧桑流露出伤感的老人肖像，这些形象鲜明突出，深深触动了菲钦。在墨西哥时，还有一件令菲钦格外高兴的事——在那里与著名的墨西哥画家迭果•里维拉（Diego  Rivera,1887—1957）相识，因为里维拉能说俄语，所以彼此交流起来比较顺畅、深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艺术观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喜欢描绘普通的劳动人民，都讲究艺术的形象感染力。所以他们一起写生作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到美国后，在墨西哥色所见所闻经过记忆的沉淀，变得更加醇厚，他在圣•莫尼卡位于溪谷丛林中环境幽雅的画室里，根据在墨西哥画的速写和拍摄的照片创作了大量生动感人的作品，一批石版画素描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其中不少是根据素描稿重新在石版上画成的，20世纪60年代这些石版画印刷传入中国，我们最早也就是通过这些石版画素描认识了菲钦的作品。

菲钦石版画原件和石板画拓印件

菲钦用过的调色板、油画笔和刮刀

菲钦在工作室做雕塑

晚年的菲钦和女儿伊雅

在群星灿烂的俄罗斯油画界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菲钦是一位很独特的画家。自从20世纪60年代菲钦的石版素描在我国出版以后，他那形象生动、风格独特的素描在我国美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使人耳目一新。但人们对菲钦的油画却知之甚少，更不容易看到他的原作。为此，我们与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家美术馆多次协商，为加强中俄文化交流，表达对艺术家尼古拉·菲钦及其作品的敬佩，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开馆之际，让菲钦的26件油画原作，先后在杭州“全山石艺术中心”和北京“大都美术馆”、山东美术馆展出，以使我们近距离目睹菲钦艺术的风采。展览得到了文化部和展出地省市文化厅（局）的大力支持。

这里展示的菲钦油画，是他生前捐赠给国家的作品中的一部分，现由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家美术馆珍藏，这些作品都是他1923年去美国之前创作的，是他艺术的高峰期作品。从菲钦的这些作品中，我们特别能感受到他对油画本体语言的研究和娴熟的掌握。我们引进这个展览，旨在通过菲钦的油画原作观摩，直接感受画家艺术探索和创新精神，我们更能从中学习和领悟菲钦油画本体语言的自如运用和个性表现。同时，通过菲钦的作品，充分感受菲钦作品中体现的人本主义和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传统。而这些思想和传统是艺术生命力得以延续和永恒的坚实基础。

《有篱笆的冬天》，1920年，布面油画，22.5 x 29.5cm

《画家之妻肖像》，1910年左右，布面油画，48 x 39.5cm

《沐浴的人体》，1920年，布面油画，66 x 70cm

《格·阿·斯洛勃沙尼诺夫肖像》，1914年，布面油画，79.5 x 60.5cm

编辑：祖宇

尼古拉·菲钦油画展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家美术馆藏品）

展期：2014.9.21-2014.11.22